更直接地参与建构

军事文化 2019-07-25 15:30:17

  摘要: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内在要求。在军事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军队媒体既作为平台和载体担负传播的职责,同时也在传播推广和消费指导中实质性地参与军事文化的生产。军队媒体对军事文化建设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在以互联网为介质的传播主体极端多元的群体传播时代,文化的传播、消费及生产对媒介的依赖性前所未有地增强。对文化生产而言,媒介由工具和服务变为原动力,更直接地参与建构。由此,军队媒体对军事文化建设的作用强势提升。而且,由于网络文化的繁杂多元,军队媒体既要借其势,用其力,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在批判抵御其消极影响的斗争中当好骨干。必须把党中央加强媒体融合的部署落到实处,把正在变革转型中的军队媒体做强做优,把军队新闻宣传队伍建好建精。

  习主席2014年10月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本文试图进一步回答被称作“文化机器”的媒体——这里主要讲军队媒体——与军事文化建设呈现何种关系,军队媒体对军事文化建设的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哪里,特别是,当被新技术强烈推动的群体传播时代到来时,军队媒体和军事文化的关系较传统媒体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期望以此为基础,在文化自觉的视域之下,切实加强对新传播时代军队媒体建设和军事新闻宣传队伍建设,以促进推动先进军事文化的创新发展。

  此前的研究在阐发军事文化的生成发展时,所关注的主要是军事实践和社会文化两大要素,认为军事实践是军事文化产生的根源,社会文化是军事文化形成的沃土。[1]这当然毋庸置疑。然而,却不应该忽略媒体在军事文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媒体与文化不可分离的关系决定了离开媒体谈文化,往往无法谈文化。事实和历史同样证实了,媒介也是文化生成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离不开军队媒体助力。

  传媒对于文化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传播上。文化是鲜活和灵动的符号。任何文化生成之后,必须通过适当的形式传播出去才能发挥其作用和价值。缺少交流和互动的文化意味着僵死和凝滞,表明这种文化已经失去了生命力。[2]所以说,文化是传播的文化,没有传播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无传播,不文化。而媒体是传播的基础性保证。内嵌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传播媒介,依靠其他传播手段不可比拟的辐射力,不断地拓展播散文化影响的范围和深度。它是实现文化传播发展最为强大的推动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媒体的传播、存储和传承,我们现在的文化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促进媒体的更新进步,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是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这是另一个问题。

  传媒对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传播上,同时也反映在文化的消费之中。也就是说,传媒对文化而言,不仅仅是传播者,也是消费的实现者。一方面,媒体通过聚集使用文化产品来编制信息予以传播扩散,这自然就是在直接消费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本身就是文化的消费者。[3]更重要的是,文化产品最广大的真正消费者是受众,受众是文化产品的消费终端。而受众对文化产品的接受和使用(即消费),绝大多数必须经由媒体实现,媒体在文化产品和消费者之间是具有工具性和过渡性的中介和桥梁。而且,媒体在实现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受众的文化产品使用有选择把关的功能,所以它也是社会文化消费的指导者、引领者。

  正是在这种传播和消费的实践过程中,媒体参与着文化的生产和建构,使它既以传播者消费者的身份,更以生产者的身份,成为文化产生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文化访谈录》和《文化生产场:文学艺术论文集》两本著作中提出了“文化生产者”(producer)的概念。这个概念以及衍生的观点,是通过对文学艺术场的阐释,将作品艺术品的价值来源转移到整个场的运作之中,场中所有的行动者共同创作了作品,而传统作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4]它告诉我们,文化生产及其价值实现的过程,既有本体性的自我建构,也必须有其他力量参与的他者化建构,凡是在这个“场”中运作的因素,实际上都是文化产品生产及其价值实现的主体,是各种主体的合力完成了文化产品生产及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布尔迪厄这一思想,是以“媒”为中心讨论传播学的学者们的共同关注。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也提出“媒介域”概念,把媒介技术符号和关系结构作为整体来看待,涵盖了媒介的内容生成、表现形态、传递方式,以此说明知识文化生产秩序与媒介的发展有天然的不可分离性。[5]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则更为直接地说明了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文化。所有这些阐述都说明,媒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消费者及消费指导者,也是文化的生产者。

  其实,这些理论清晰地呈现在媒体对文化的传播与消费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媒对文化的传播及提供消费并指导消费的过程,不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过程,而是积极的、主动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文化内容和形式的转换、阐释、传输、存储、推广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对文化产品有着蕴涵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取舍选择和修整加工。许许多多的文化产品,会在媒体传播环节被重新形塑。正因为如此,使媒体作为文化生产者、创造者的作用得以凸显。[6]

  明确了传媒普遍内在的文化价值、文化特征、文化本质,也就容易理解军队媒体对军事文化建设发展的功能作用了。过去,我们谈论军队媒体与军事文化的关系时,每每忽视军队传媒的身份存在,即使有所论及,也是狭窄地将其看作平台和载体,视为单纯的、被动的辅助性力量。这显然是认知上的缺陷。传播就是生产,参与就是创造。军队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军事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作为平台载体履行传播者的职责,同时也在传播推广和消费指导中实质性地参与着军事文化的生产和建构。在我军军事文化从诞生到走向成熟的历史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军队媒体在其中发挥的能动性创造性作用。不说别的,就说作为我军精神性标识典范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哪一个不是在军队媒体的积极参与之下总结凝练而成、传扬播散开来的呢?假如没有众多军队媒体精心采制,日复一日、久久为功的报道宣传,这些崇高精神将如何形成,能不能像今天这般深入人心并高耸在我军的精神高地上,这是很难想象的。军队媒体无疑也是这些精神的创造者和生产者。这些实践印证了这样的观点:“社会是传播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的方式,经验得到叙述、分享、修正和保存。”由此可见,我们在讨论军事文化形成发展时,在军事实践及社会文化之外,必须加上另一个维度,就是传播。这应当成为共识。

  与地方媒体的文化传播扩散、文化建构生产相比,军队媒体既姓“党”又姓“军”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在参与军事文化建构生产中,具有若干属于自身的个性化特征。一是基因更加纯正。军队媒体诞生于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的母腹之中,听党的话,做党的喉舌是它与生俱来的品质。这一基因在数十年的赓续相传中没有发生任何变异,一直初心不改。以党在军队的使命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将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在新闻传播的全部实践之中,军队媒体是党在新闻舆论阵地最为忠诚的力量。二是功能更加集中。军队媒体从特殊的地位和职责使命出发,立足根本方向,聚力主体功能,把用党的理论路线和人民军队的宗旨传统教育官兵、武装官兵,为部队培根铸魂作为首要任务;把实施正确舆论引导、守卫意识形态阵地安全作为主要职责;把传播科学先进的建军治军思想理念实践经验,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不懈追求,不像一些地方媒体那样,在广告、娱乐等功能上分心分力。军队媒体即使强调信息功能、服务功能,也坚持服从服务于教育培塑、指导引领的主功能。也就是说,军队媒体的功能作用指向明确而集中,就是军队建设中的根、魂、神。三是产品更加可靠。遵循在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中“走在前列”的要求,军队媒体一直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刚性的制度措施,保证方向不偏、原则不变、品位不降、格调不俗,与时俱进,积极创新,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所生产的精神产品足可让党和人民放心。军队媒体的这些鲜明特征,契合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要求,助推了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整合、升华和增值,强化了它在军事文化建设中的不可替代性。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走进了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传播主体极端多元的全新传播时代。人们赋予这个时代很多称谓,比如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等等。相比较而言,本文采用传播学者隋岩的提法,称其为群体传播时代。[7]

  人们早就认识到媒介样态的发展和传播效果的提升,会不断增大文化传播及生产对媒介的依赖性,使媒介在文化生产传播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面世之后,文化传播的容量、速度和范围迅速拓展,人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大众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的信息(包括知识信息)可以在总量上远远地超过传统的文化接受模式,比如师道模式、家学模式、精英授业模式等等所涵盖的内容。基于这一现实,诱发西方学者提出了虽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值得充分关注的所谓的媒介中心主义。[8]群体传播时代的到来,更是人类媒介史、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当媒体无孔不入、无时不在地覆盖笼罩社会时,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发生变化,文化的传播、消费及生产对媒介的依赖性会前所未有地增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的革命性变化会大大地激发其文化生产的能力,会更快地从多个方面改变既有的文化传播、消费和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改变文化版图谱系,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推动促进文化的质性嬗变。兴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并在上世纪末开始在我国流行的大众文化,就是因为它是电视媒体诞生之后催生出来的新的文化形态,所以人们将它称之为媒介文化。没有电视的诞生,不可能有大众文化的形成和流布。群体传播时代自然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传播的网络化正在从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发起挑战。新型网络文化形态经过孕育已见端倪。传播学者陈龙团队进行的网络亚文化研究,业已初步证明中国网络亚文化具有“反规训能力”的重要特征。即兴起于网络虚拟空间、主要流行于青年网民中的网络亚文化样态,不仅具有某种反叛、抗争的特征,而且对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上一辈人具有强大的引领规训能力——它可以让他们的长辈因不懂不会操作智能手机及其他互联网产品而产生远离时代的恐慌感和焦虑感,进而不断地向他们学习求教,并无形中接受他们的价值引领。可以预见,新的网络文化会随着群体传播的不断发展而兴盛,进入网络文化的“盛花期”。

  受上述信息传播与文化生产革命性变化的影响,军队媒体在“跟进性”进步中必将以更大的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作用于军事文化建设。在现代化传媒已经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并同样融入军队方方面面的媒介化环境之下,随着信息生产、发布、获取、分享、存储工具更新迭代,支持军事文化传播扩散、发挥教化指导功能的许多传统工具、渠道、方法将失去往昔的效用,越来越多地被军队现代传媒所取代,军事文化建设对军队传媒的依赖性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突出。与此同时,在这种深度依赖之中,现代化传媒的诸多特征,例如可交互、去中心、沉浸式等等,也必然影响军事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既往的军事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都是在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中心化、专业化的信息传播操作系统之中进行的,而一旦进入具有极强的平等性、互动性、可选择性、自发性的现代传播平台,自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给军事文化建设带来诸多新课题。新一代官兵的网络使用使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化实践,倒逼军事文化建设者进行网络化的调适与创新。而且,受媒体变革会催生新的文化形态规律的影响,军队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智能媒介的诞生,信息生产会进一步分权,信息传播与接受将进一步走向靠算法、场景化、沉浸式,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会得到极大地激发和释放,这同样会推动军事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萌生出属于网络传播的军事文化新样态。所有这一切都在深刻地启示我们,在群体传播的新时代,军队媒体对军事文化建设的作用强势提升,更加不能离开军队媒体谈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

  “要想知道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弄清楚人们使用媒体做了什么。”[9]当我们在阐释军事文化建设必须高度关注媒介的发展变迁,顺应大势,积极应变,向互联网“转场”的时候,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互联网的功能边界正在近乎无限地拓展,但就其本质而言,它毕竟是一种工具。正是这种作为人的延伸,服务于人,供人役使的工具属性,使其在知识生产、思想传播、文化交流中有多元化的可能,既可以发挥强大的正向作用,也可以形成无法小觑的负向能量。重要的问题在于,传播技术发展的分权作用,打破了既往信息生产传播的垄断性、权威性,赋予了每个社会成员比以往更加充分的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和自由。这也加剧了信息生产传播中的信源不确定性、群体感染性,从而给不良信息、负面意见乃至反智文化的传播扩散创设了机会和条件,进而对文化建设乃至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形成反向影响。

  当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网络文化现实正是这样的多元而复杂。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网络化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新的文化景观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的各种利益群体利用网络竞相发声,表达诉求,众声喧哗的网络鱼龙混杂,良莠同在,小小屏幕上充满各种不同立场态度、不同价值取向的议题、意见和观点。高尚与低俗、进步与落后、文明与粗鄙、真与假、美与丑,都在这里争夺注意力,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判别和思想行为,左右人们对人物、事件和社会的思考和评价。更有为数并不算少、力量并不算小的怀有敌意用心不良的人,在网上与外部势力相遇相聚,内外联手,操盘网络,矛头直指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意识形态根基,打击我们的文化自信,消解精神信仰,撕裂社会共识。

  一方面,在技术进步助推下媒体对包括军事文化在内的文化建设作用越发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媒体裂变式发展形成的群体传播又使得文化建设生产环境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多元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军队媒体在军事文化建设中的责任更为重大,其使命任务具有双重维度——既要借其势、用其能,充分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向地推动新形势下的军事文化建设;同时,又要努力抵御抗击网络文化的消极影响,通过不懈的批判和斗争,确保军事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地发展。

  很显然,军队媒体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如前所述,纯正的基因,定向的功能,可靠的产品,使军队的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在网上网下意识形态斗争中,成为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块高地,一条清流,对于掌握网络文化话语的主导权、主动权,其功甚大,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形势下的军事文化建设必将还要在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向前推进,高度开放的互联网不可能在短期内变得风平浪静,河清海晏。随着技术推进带来的舆论管控难度的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许会超出想象。所以,更加需要军队媒体积极作为,守住阵地,在建设和批判两个方向上发力,用科学反击愚昧,用先进战胜落后,用崇高抵御低俗,以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培植、催生、传扬先进文化,抑制批判错误思想文化思潮,当好先进军事文化建设的引领者、推动者。

  在理解了军队媒体与军事文化建设的关系,明确了新形势下军队媒体在军事文化建设中担负着比以往更为重要的责任使命之后,自然会深深地懂得,为了搞好军事文化建设服务于强军强国的目标,必须切切实实地把正在变革转型中的军队媒体做强做优做精。

  前已有述,由于智能技术的发展,知识将持续地向传媒大转移,传媒将进一步成为人类已知知识和创新知识的主要存储平台和知识形态;同时,传媒将成为生存的现实环境,未来我们关于世界的想象在相当程度上会由传媒来建构,文化领域的许多建设将建基于传媒而展开。没有传媒的依托,一切皆难以实现。更加善于运用传媒的力量,深度发挥其作用,是搞好军事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媒介兴而文化兴,媒介强而文化强。所以,高度关注并认真思考如何适应传媒发展的大势,将军事文化建设目标任务与军队传媒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军队传媒建设推动军事文化的创新发展,这是新形势赋予我们重要的现实课题。

  诚如大家所知,在影响深广的军队改革调整中,军队传媒和军队新闻队伍经历了重大变动。这些调整可以视为与时代大潮同行、与技术创新同进的自我革命,其目的和初衷是要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格局,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但是应该看到,实现初衷、达成目标,还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从正在调整中的军队媒体现状来看,纸质媒体和广电媒体的影响力继续下滑,新兴媒体的运作尚在探索之中,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以及各种虚拟技术的使用落后于地方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从机械相加到全面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军队新闻宣传工作新的优势还没有形成。而且,改革调整之后军事新闻宣传人才队伍建设也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一切,都亟待有效的政策有力的举措加以解决。所以,有必要在重温我军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理解迅猛发展着的群体化传播对社会的重塑功能,重新认识军队媒体对军事文化建设及强军建设的关系,更加重视军队传媒建设,加快新技术改造的步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军队媒体在融合的道路上爬坡过坎,把党中央关于媒体深度融合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否则,不仅要影响先进军事文化建设,也必将极大地影响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和备战打仗的各项工作。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各级领导特别是政治工作领导和军事文化研究者的媒介素养的学习与提高。新时代的军队领导一定要真正地知媒体、懂媒体,善于用媒体。

  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正在融合转型中的军队媒体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提升文化意识,善于从军事文化建设的视野认识理解自己的职业,把军事新闻宣传同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勾连起来思考问题,谋划工作,担起创新发展军事文化的职责使命。要深刻而准确地把握军事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境遇与挑战,研究军事文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渠道,大力提高军队媒体的文化生产力,源源不断地向军内外输送优质文化产品,当好群体传播时代军事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1]颜旭、任军.先进军事文化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33.

  [2]沈正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媒体角色认知[J].编辑之友,2018(4):9.

  [3]沈正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媒体角色认知[J].编辑之友,2018(4):10.

  [4]李诗男.布尔迪厄对文学艺术的“祛魅”——以审美缺位(taste)和“文化生产者”(producer)为例[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9):61-62.

  [5]转引自方惠、刘海龙.2018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1):27.

  [7]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8(11):115.

  [9]转引自杨雅、喻国明.计时器与背景板:媒介多任务在场的影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9(2):79.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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