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建设的一些场馆早已破土动工了

军史秘闻 2019-07-25 15:32:35

  贾若瑜,四川省合江县人,1915年出生,1931年参加革命,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曾任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主任。

  苏焕清和贾若瑜,是当年修建京西宾馆的领导者和具体组织者,以下内容中,有关京西宾馆初建时期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回忆整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国防,保卫国家,人民解放军加强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学习苏联军队,重视提高我军指战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体能素质,关心军队的文化生活,在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和还是决定拨款两千余万元人民币,在北京修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包括:解放军夜大学(即后来的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体育馆和解放军大剧院。

  在军人俱乐部修建之前,已经展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简称军博)的建设工作。军博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为完成筹建任务,成立国庆10周年筹备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任主任,下设军博工程指挥部,总后勤部营房部部长苏焕清任总指挥。指挥部既是建设单位,又是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单位。为确保工程顺利完成,军委从北京军区抽调一个步兵团,加上回国后的志愿军警卫营,前后参加修建工作的达万人以上。该工程于1958年10月上旬开工,1959年7月中旬竣工,10月1日开始内部预展,1960年八一建军节时正式开馆。

  军事博物馆的工程完成后,在其东侧修建解放军军人俱乐部的工作开始启动,并任命贾若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主任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

  1959年7月,军人俱乐部学习馆的结构框架已经完成,开始进行内部装修。体育馆的两个游泳池(即深水池和浅水池)的钢筋水泥基础结构也已经完成,地下射击场正在挖沟,解放军剧院按1万平方米的设计图纸已开始施工。此时,突然接到总政宣传部部长姜思毅的通知,要求剧院增加大、中、小型会议室(可供开会和各种舞会使用);接着,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又提出剧院舞台要具备推、拉、升、降、转的功能。根据这些要求,原设计的建筑图纸就不能使用了,剧院工程只能停顿下来,请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根据新的要求另行设计。

  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随后,在广州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免去原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职务,由萧华接任。这时,梁思成教授把新设计的图纸清样送来了,贾若瑜立即派副馆长王地子去广州,把这套解放军剧院的设计图纸送请总政首长审批。

  萧华主任接到图纸后,就送呈军委与会领导。军委领导集体审定之后,王地子正准备启程返京。不料,新上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用电话通知萧华说:“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不修了,把修建军人俱乐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部用来兴建一处我军的招待所。”要求萧华对“各个元帅说明情况,并告知王地子”。

  王地子得到通知后立即返京,向贾若瑜和总后营房部部长苏焕清汇报了情况。贾若瑜此时也接到萧华的电话:“林总指示,修建解放军招待所由你负责督促施工,尽快完成修建任务。”贾若瑜立即着手解放军招待所的筹建工作。回北京后,到施工现场查看,他对贾若瑜说:“这座招待所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交付使用。”

  贾若瑜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困难很多:首先,招待所(即宾馆)的用地问题,是用正在兴建的军人俱乐部用地,还是另外向北京市申请建筑用地呢?因为在军人俱乐部用地上,规划建设的一些场馆早已破土动工了,如学习馆的土木建筑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这地方自然不宜拆除兴建;体育馆有部分已经打地基了;解放军剧院虽有争议,但图样已经出来并破土动工了,所以也不宜将此地皮另作他用。既然原有之地不好另作他用,只得再向北京市申请用地了。再者,关于招待所的建筑规模多大,标准是什么等都不明确,怎么出建筑图样呢?第三,要求在一年内完成修建任务,交付使用。所谓交付使用,自然包含宾馆一切设施都要妥善完备。这不仅是宾馆土建装修问题,还包括宾馆里的各种设备,如卧具、家具、餐厨器具等等器物的购置。有关这些物品的规格、数量当时都不清楚,心中无数,难以把握。

  贾若瑜说,由于这个决定比较突然,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个电话决定的,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所以感到困惑和茫然,接通知后的确有些不知所措。但是,作为军人执行上级命令是刻不容缓的。于是,贾若瑜就找苏焕清部长商议,最后决定在军委和总政首长没有新的指示之前,只能先把修建军人俱乐部的专款和兴建军事博物馆的节余款共两千多万元用来兴建解放军招待所了。

  军人俱乐部工地除学习馆继续完成装修外,其余工地全部停工,并立即着手向北京市政府申请建筑用地。同时,让总后营房部孙总工程师按照现有资金,根据北京市高级宾馆的模式和造价进行设计,并提出一些基本要求,如要有单间、套间和可分可合的套房,要有小型会议室,以及可容纳千人的餐厅等。之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建议:“宾馆应增建一个礼堂,包括能够举行大、中、小型会议的会议室。”

  就这样,在仓促之间,决定了京西宾馆的功能和建设要求。随后,北京市政府把军博西南边黄亭子的保留地拨给了军队,总后营房部根据所拨土地的面积进行招待所和军博宿舍(该处现为京西宾馆东楼)建筑图纸的设计与施工准备。与此同时,由总后管理局局长王政负责采购客房、大礼堂、大小会议室配置的用具以及厨房、餐厅的设备等。要求采购物品与施工建设齐头并进,力争完成宾馆土建的同时,室内各种设备也到位,以便节省时间,保证按时投入使用。

  1959年底,京西宾馆正式动工兴建,名称起初叫“八一饭店”。当时,全国正处于时期,干部群众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工程进度很快,到1960年底完成了饭店14层楼的框架结构,1961年初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内部装修采取从上到下的方式,进展很快。

  当装修到第八层,第七层以下的楼层、地下室和礼堂的内部装修尚未展开时,因国家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压缩经济开支,决定禁止兴建楼堂馆所。不久,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召开关于停建一切楼堂馆所的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通知还列出了一些在建项目的名单,解放军兴建的“八一饭店”亦名列其中,要军队派人前去参加。

  贾若瑜接到通知后,立即找苏焕清部长商议,并决定由总后营房部派一名处长参加会议。要求与会者带着耳朵听,不发表个人意见,会后如实汇报会议精神。这位处长参加会议回来后,欣喜万分地对贾若瑜说:“我今天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贾若瑜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位处长绘声绘色地说:“周总理在会上宣布,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兴建的楼堂馆所,上报到国务院的有20多所,除解放军的八一饭店外,其他全部停建。我听后看周围许多人盯着我,就立刻说:‘我们军队也不能例外’,于是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但周总理说:‘这事由你们罗瑞卿秘书长决定。’”

  贾若瑜听后真是哭笑不得。贾若瑜说:“今天,你的发言不仅‘将’了周总理的‘军’,而且还给罗秘书长出了难题。”贾若瑜立即将情况向罗瑞卿秘书长作了汇报。罗瑞卿听后说:“明天上午9时,在三座门(军委的办公地)召开军委办公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要贾若瑜向与会同志详细汇报宾馆建设情况。

  次日上午,军委办公会议召开,贾若瑜列席。贾若瑜如实汇报了宾馆施工等情况,他说:“饭店的全部框架结构已经完成,正从上而下进行内部装修,现已装修到了第八层,客房、小礼堂、厨房、餐厅等所需要的各种设备和用具都已订购,只要完成剩余的内装修就可以交付使用,可以说,饭店工程已到了最后收尾阶段,担负施工任务的总后工程总队,目前还在施工。”

  罗瑞卿听后紧锁眉头,沉思片刻,然后坚定地说:“现在就把工程停下来吧,要坚决执行国务院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的决定,留下一个施工大队进行维护。”罗瑞卿话音刚落,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接着说:“如果留下一个大队维护,就可以明维护,暗中修了。”罗瑞卿听后严肃地指出:“邱会作!我们怎么能对中央和军委的决定阳奉阴违呢?”他随即对贾若瑜说:“贾若瑜,这项工程的停工就由你负责,指挥总后一个施工大队维护,不准继续装修。”贾若瑜说:“如果只是维护,留下一个施工中队就够了,其余的施工力量可转用于其他工程。”罗瑞卿说:“那就这么办,留下一个施工中队进行维护。”会后,“八一饭店”工程就停了下来。

  在此期间有个插曲:由于饭店与新华社的宿舍毗邻,饭店的锅炉房紧挨新华社的住地。饭店的排烟烟囱高达60余米,遇到刮北风的时候,烟囱所排放的浓烟就往南飘,烟尘污染给新华社宿舍住户的生活造成影响。而当时受技术条件限制,确实难以解决。新华社管理部门提出由饭店统一解决新华社黄亭子宿舍的供暖问题,他们把国家规定的冬季取暖费交给军队。

  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总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新华社的宿舍住地面积不仅大于饭店一倍多,且其住所布局很分散,供暖期只有四个月;饭店不仅供暖时间长,还要向客户全年供热水,如果再加上新华社黄亭子宿舍取暖和使用热水的供应,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军队每年要从军费中增加补贴数百万元,长年如此,军队负担太重,新华社也拿不出钱来补贴,双方都无法解决。因此,这件事出现了一些矛盾,变成了一桩悬案。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从1949年开国大典至1959年建国10周年,新中国每年都要组织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并在广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前后共举行了11次。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

  1964年是实行新的国庆典礼制度的第一个庆典年,10月1日首都70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多位境外友人应邀来京参加观礼,外宾的食宿接待以及每年来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2000多位人大代表的食宿安排,在当年北京宾馆饭店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成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面临的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63年初,北京市以彭真的名义,向国务院建议修建一座能接待2000多人的宾馆,周总理对此很为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知道情况后,主动到军博找贾若瑜,打听“八一饭店”的情况。贾若瑜带他到军博五楼的平台上,指给他看那矗立于军博西南面300来米的一座高楼说:“这座楼只要把8层以下的楼层内部装修完成后就可以交付使用了,饭店内部各种设备和用具早已购置到位,就存放在楼内。”

  周荣鑫听后很高兴,他要贾若瑜马上陪他去“八一饭店”工地现场。周荣鑫从上到下查看了各卧室、会议厅、小礼堂等之后,深有感慨地说:“军队执行党和政府的决定,真不愧是模范呀!”并兴致勃勃地说:“这不仅解决了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人员的居住问题,也解决了军队干部来京的住宿问题,还可以接待部分外宾。”

  周荣鑫要贾若瑜与他联名给周总理写个报告。贾若瑜立刻回答说:“这件事我不能插手。”

  于是,周荣鑫回去后就独自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采纳了周荣鑫的建议并作了指示:“军队在京西新建的饭店的收尾工程可以继续施工,力争早日完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京西宾馆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由此确定。图为和陈云。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64年1月8日,“八一饭店”工程开始复工。与此同时,开业筹备工作也随之展开,1964年1月4日成立开业筹备小组,研究组织编制及人员调配方案,拟定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培训计划。1964年4月25日,正式确定了招待所(京西宾馆)的编制,属于军队事业单位。

  京西宾馆开始由军事博物馆管理。后来,军委办公厅兼总参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建议:“京西宾馆交给军委和总参办公厅管理比较好。”萧华曾征询贾若瑜的意见,贾若瑜说:“宾馆的管理从有效发挥其作用的角度来看,由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管理要比军博兼管更好。这事由组织决定,我坚决执行。”

  于是,京西宾馆就由军委和总参办公厅接管了。从此,正式定名为“京西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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